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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帖由 kopyang 于 2008-10-12 11:03 发表 
看看马克思是怎么样评论太平天国的,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,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。他们没有任何口号。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。他们的全部使命,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 ...
转一篇文章:马克思对“太平天国”的评价何以前后不同
发生在中国的“太平天国”造反事件,150多年来,一直是史学评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。1949年以前,基本上是否定的声音占上风。清廷的御用宣传工具,都称其为“发匪”、“长毛贼”;民国以后的知识界,大都沿用旧说。可在解放区,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后,上下又一致认为那是一次“伟大的革命”,它的领袖人物洪秀全,更被毛泽东誉为“近百年来的志士仁人”之一。可是,到了近些年来,由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,情况又发生了变化:见仁见智,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,形成尖锐的对立看法,各不相让。只是令人感到奇怪和有意思的是,不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,除了摆事实外,双方都引用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老人说的话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,把马克思(也包括恩格斯)写的关于“太平天国”的全部著作读了,这才终于弄清了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马克思关于“太平天国”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,其中有6篇写于1853~1858 年,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,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。前6篇都是肯定“太平天国”的。1853年5月20日,即“太平天国”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,他就写了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》一文,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,说:“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,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”,“可以大胆预言,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,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”。1856年10月17日,他在《欧洲的金融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,他就热情地赞扬它、肯定它;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,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,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。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,对人对事总是形而上学、一成不变地看问题、作结论。正因为如此,我认为,在对“太平天国”的评价上,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;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。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,好的方面就肯定,错误的方面就批评,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。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,那是实用主义,实在不足取。现在,急需有史论家对“太平天国”造反运动作全面总结,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。危机》(又名《货币流通史片段》)中,又一次称“太平天国”运动为“中国的起义”。接着,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《俄国的对华贸易》中,重申了起义的观点,说中
国产茶区的通路“为起义部队所占领”。同月22日,在《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》一文里,对“太平天国”他说是“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”。1858年9月3日,在《鸦片贸易史》中,他重申“鸦片战争”“使中国发生起义”的看法。而在该年9月10日的《英中条约》中,
他再次强调了“太平天国”是“中国革命”的说法。就在马克思热情肯定“太平天国”的同时,与他并肩战斗的另一位大胡子老人恩格斯,也发表文章支持。他于 1857年6月5日发表的《波斯和中国》,说“太平天国”造反是“大起义”。而同年7月4日写的《英人对华的新远征》中又说:“长期以来,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,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。”
但是,只隔了几年工夫,大胡子老人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1862 年6月,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“太平天国”的文章《中国纪事》中,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文章开头他就说:“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”。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,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”。并一针见血地说:他们“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,他们的全部使命,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”。经过一番分析后,老人家总结性地指出:“显然,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”,而“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”。
面对上述情况,怎样去理解马克思对“太平天国”前后不同的评价呢?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,就会发现还是大胡子老人讲得有理。尽人皆知,任何事物从开始到结束,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,“太平天国”的造反自然也不例外。金田村起事后,他们确实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,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事。但是,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,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,加上农民本身的狭隘性,在其建都南京后,就急骤地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了。先是高层领导的腐败变质和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,然后就发展到杨、韦内讧,直到石达开的带兵出走,当初的那一点革命性很快就丧失殆尽。而伟大的马克思,正是根据这一变化才作出前后不同评价的。那时候,天各一方,通讯极不发达,远在万里之外的大胡子老人,不可能对“太平天国”
的发展变化及时了解和掌握,只能在每隔一段时间根据自行掌握的信息和资料去作判断。因此,对“太平天国”的造反要作出权威性的总结,只有在其运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。
我把马克思关于“太平天国”的文章通读后,更觉得他的前后不同的评价,都是有道理的、正确的。
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,他就热情地赞扬它、肯定它;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,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,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。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,对人对事总是形而上学、一成不变地看问题、作结论。正因为如此,我认为,在对“太平天国”的评价上,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;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。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,好的方面就肯定,错误的方面就批评,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。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,那是实用主义,实在不足取。